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周頔 北京报道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9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17亿人，占比15.4%。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国情，也是一个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中国需要怎样构建高质量、可持续的养老保险体系？银发经济有哪些特点与机遇？养老金融又该如何破解供需不匹配之困？
8月31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打开银发经济想象空间”主题论坛，多位专家学者就养老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提升养老保险第二、第三支柱覆盖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其中，建立高质量、可持续的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是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以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以企业（职业）年金为补充、与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相衔接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在谈及推进高质量、可持续的养老保险体系发展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汪泓认为，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仍然面临许多的挑战。
首先是养老保险体系中多支柱发展不平衡，基本养老保险“一支独大”问题突出。第一支柱基金规模占比57.59%，呈现“一支独大”特征，但其负担过重；第二支柱基金规模占比42.71%，存在“一块短板”，覆盖率低；第三支柱基金规模占比0.3%，还是“一棵幼苗”，处在探索阶段。
其次，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有待进一步推进。地方缴纳积极性不足，社会平均工资存在差异、南北存在差异。法定人群全覆盖不足，特别是新业态、非正规就业人群以及农民工，存在可选参保项目少、保障不全、水平低等难题。
再者，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可持续存在挑战。保值方面，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中的投资产品范围有限，保值压力大；增值方面，投资渠道单一致使基金收益率不高，投资运营效率下降，增值难度大；缺口方面，基本养老基金存在失衡状况并且长期缺口严重，依赖财政补贴；缴费方面，在减税降费政策背景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缴费率下降。
此外，城乡居民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水平差距过大，截止到2023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70506亿元，基金支出63757亿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6185亿元，基金支出4613亿元；前者的基金收入是后者的11.4倍，基金支出额是后者的13.8倍。
最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覆盖面有待扩大、筹资压力大。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交缴量小、覆盖面窄，事业单位和国企缴纳为主，中小企业缴纳量不足；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存在东西差异、人群差异，发展不平衡；第三，领取所得税较高，退休时一次性领取养老金，面临较高的所得税。
针对上述问题，汪泓给出了八项建议。
第一是优结构，做大第一支柱，提升第二、第三支柱覆盖面，逐步优化三支柱结构。
第二是促统筹，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
第三是提水平，通过财政和国有资本划转，提高养老保险水平，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四是扩覆盖，从多角度、多层次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
第五是缩差距，逐步缩小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之间的养老保险水平差距。
第六是可持续，促进、规范基金运营管理，实现基金可持续发展。
第七是延退休，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第八是促生育，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发展银发经济破解未富先老相关难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指出，这标志着银发经济兼具事业和产业、公益与市场、供给侧和需求侧等多重战略定位。当前，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面临着未富先老挑战：在供给侧潜在增长率下降，在需求侧消费能力和意愿偏低，与此同时我国养老资源和能力相对不足。
蔡昉表示，由于随年龄增长受教育年限递减、就业适应力降低、家务劳动加重、健康状况趋弱，在技术和产业结构变化迅速的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脆弱地位，大龄劳动者通常就业率偏低，在女性劳动者中此类现象更突出。
由于老年人收入、社保、心态因素影响、中年就业群体存在“现收现付难题”，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能力年龄分布不一致，被称为“人口金字塔消费悖论”。蔡昉表示，这种趋势上的“悖论”使老龄化产生了共性的消费率下降和过度储蓄，而这种情况在中国更加突出。
研究显示，2023-2040年间中国人口的全球占比将下降，而超过60岁的人口始终占全球1/4左右。蔡昉认为，需培育新人口红利，挖掘需求侧比较优势。比如，完善以老年人为对象的制度安排和产业布局，提高养老保障率和就业率、供给更多更好产品服务等领域均有巨大潜力，应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主动力和主战场。
“由于人口转变阶段超前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在从老龄社会到高度老龄社会区间，预计具有显著高于类似阶段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蔡昉称，这反过来也提供了通过发展银发经济保持经济增长、破解与未富先老相关难题的机会窗口。
蔡昉认为，重点在于要填补三个缺口。一是传统要素优势消失致潜在动能缺口，需转向生产率驱动。二是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需要转向优胜劣汰的新配置。三是需求成为主要制约，需靠就业、收入、社保提升消费。
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蔡昉认为，应大力发展照护经济、陪伴经济。其既可以增加养老涉老服务供给，提高老有所养（为、乐）满足度，还解除家务劳动负担，进而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岗位，扩大服务供给，增加GDP，拓宽AI应用场景，照护成为有人力资本内涵的体面岗位，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
如何推动银发经济发展？
蔡昉认为，一方面要以市场机制创造新的生产要素，或进行新的组合配置，形成新的生产函数和新质生产力，这是创新关键。另一方面也需要以政府产业政策鼓励和激发社会责任与创新向善。
此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扩大了社会公共品的边界，“老有所养”是公共必需品之一。到2035年，中国要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意味着未来这段时期处于社会性支出显著提高的加速期。因此，发展银发经济，需要将养老产业和养老事业结合起来，成为市场机制、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共同作用的重要领域。
畅通多元化养老产业投融资渠道
养老金融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围绕社会成员的各种养老需求所进行的金融活动的总和。
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院院长董克用在分析中国养老金融的逻辑框架时认为，可将养老金融分为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养老产业金融三个大类。其中的养老金金融是“基础”，养老服务金融是“补充”，养老产业金融是“支撑”，三者各有侧重，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相互支持和补充，才能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养老问题存在特殊性，也对养老金融提出了相应需求。董克用指出，中国养老问题的特殊性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未富先老，老龄化规模大，发展速度快，经济基础薄弱。
第二，养老财富管理供需不匹配，退休期养老服务供给不足。
第三，养老产业发展与老龄化趋势不适应。
第四，金融市场不完善，投融资渠道面临不畅。
董克用指出，中国养老金融市场供需并不匹配，有很多需要没有转化为需求。中国养老金融发展的关键路径也要从三个大类分别施策。
在养老金金融方面，要完善多方责任共担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对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等。对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企业年金是重点，要扩大企业年金覆盖率，适时推出简易年金计划，提高企业年金制度的便利性、灵活性设计。对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要设计合理的财税激励机制、完善金融产品和资金保值增值机制、加强国民养老金融教育。
在养老服务金融方面，要重点推动“工作期养老储备+退休期养老服务”，推动金融机构定位成为工作期财富顾问和退休期康养管家。金融行业要能够同时提供和助力工作期的资产积累和退休期各类养老服务，包括养老社区、老年康养、终极关怀等实体服务，涵盖客户整个“养老旅程”。也要打造全生命周期养老，全年龄金融支持的业务闭环。而且退休期的养老服务，可为工作期的金融产品销售赋能，减轻负债端压力。
在养老产业金融方面，要畅通多元化养老产业投融资渠道。市场机制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需要降低融资成本、风险分散、支持长期融资。社会参与需要多渠道聚合社会资本，通过PPP等方式多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如支持地方疗养资源转型养老产业。政府支持需要政策性产业引导基金，明确引导基金投资方向，发挥财政资金先导效应和政府资金的宣传增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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