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CSR（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中国新闻周刊率先在国内创办企业社会责任主题活动，成为国内最早一批传播和推动CSR理念的时政媒体。11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发布《致成长：企业社会责任20年发展报告》。《报告》以调研、访谈、案例等形式，回溯责任成长，解码可持续发展，彰显责任之星。以下为《报告》中的系列访谈。
走出清华大学，郭沛源创立了ESG 咨询机构，自此长期投身于企业社会责任及可持续金融领域的深入研究与实践工作，成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跃升的见证者。
2005年，还是博士生的郭沛源，就在中国新闻周刊创办的企业社会责任主题活动上提出诸多前瞻性观点。他指出：“约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首先应明确企业乃是履责的主体与核心主角。”“与环境相关的绿色风险投资项目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不应仅着眼于企业承担责任所增加的成本，更应洞察其中潜在的巨大市场机遇。” 这些话题在20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参考意义。
他曾主张，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新的商业文明，类似“马斯洛需求理论”，对企业甚至国家都适用。“社会责任在中国、在更多的企业当中是要落地的，我坚信这一点，所以一直坚持研究到现在。”
近年来，中国企业掀起新一轮出海热潮，从最初的 “走出去”，到逐步 “走进去”，再到如今奋力 “走上去”，企业愈发重视 ESG 实践，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加强 ESG 本土化建设，并积极开展有效的沟通，成为横亘在企业面前的全新挑战与课题。商道融绿董事长、商道咨询首席专家郭沛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解读了当下 ESG 发展趋势与挑战，在评级标准遍地开花中，建言“1+N”模式选择披露，为企业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与前行路径。
商道融绿董事长、商道咨询首席专家郭沛源。受访者供图。
企业社会责任不只是品牌美誉度
中国新闻周刊：2024 年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提出 ESG 理念 20 周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也走过了 20 年，您如何总结 20 年来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成长发展？
郭沛源：从参与的广泛度来看，20 年中，起初聚焦和投身企业社会责任的群体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品牌公关领域人士，因为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与塑造更高的品牌美誉度息息相关；其二则是供应链相关从业者。
而当下，资本市场亦给予了更多关注目光，投资者关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以及首席财务官等群体纷纷踊跃参与其中。一个例子，近五六年来，关注 CSR 的媒体范畴，已从时政媒体延伸拓展至金融类媒体。在资本市场来看，从绿色信贷逐步演进至 ESG 责任投资，从绿色金融迈向转型金融（绿色金融以支持绿色低碳经济活动为主，转型金融的涵盖范围更广，包括支持传统行业从高碳逐步过渡到低碳的经济活动），这无疑是一个成长蜕变的历程。
中国新闻周刊：近日，沪深北交易所针对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公开征求意见，且上交所发布了《推动提高沪市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质量三年行动方案（2024 – 2026 年）》，这一系列举措向市场释放出交易所对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极为重视且积极推动的明确信号。作为ESG信息披露的重要载体，ESG 报告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区别是什么？
郭沛源：从交易所指引的层面分析，ESG 报告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这主要是由于二者内容存在诸多重合之处，交易所从减轻企业负担的出发点制定了相关规定。但就公众的接受度而言，公众对社会责任的理解更为容易，对ESG的了解有限。因此，注重公众传播的企业或许有必要针对公众群体单独编制社会责任报告。展望未来，ESG 报告可能更多地服务于专业投资人的信息需求，而社会责任报告则将面向更为广泛的大众群体，包括消费者及社会公众等。鉴于传播对象的差异，二者在传播信息的核心要点、呈现手法、传播手段以及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将呈现出显著的不同。
ESG披露建议遵循“1+N”原则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 ，ESG 市场呈现出哪些主要的变化特征？
郭沛源：从政策维度审视，三大交易所均发布了相关报告指引。从市场层面的数据来看，2023 年全年绿色贷款同比增长幅度达36.5%，相较于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长幅度高出26.4%，2024 年上半年绿色贷款增长亦达 28.5%，同样比各项贷款增长高出20.2%。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出发，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五篇大文章”，证券监管部门倡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新理念，这与 ESG 理念高度契合。
这些新变化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政策的强力推动，有效调节了市场需求。例如备受瞩目的双碳目标，去年联合国在迪拜举办的气候变化峰会提出了可再生能源三倍增的目标，无疑为可再生能源赛道的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这也与我国出口 “新三样” 的迅猛增长态势紧密关联，充分彰显了政策导向对市场变化的深刻影响。
从内部因素考量，在各类评级数据中，能够探寻到一个较为明晰的规律：从中长期视角观察，ESG 评级越高的企业，其财务表现往往更为稳健。在此需着重强调两个关键词，其一为 “中长期”，其二为 “稳健”。越是规模庞大的机构投资人，越是倾向于长期资产配置，其追求的核心目标更多地倾向于稳健性，而非短期的高收益。换言之，ESG 能够在企业市值层面有所体现，为企业赋予财务绩效、品牌价值乃至社会影响力等多维度的正向回馈。
关于“中长期”的界定可以这样理解：1年为短期，1～5年为中期，5年以上为长期，当然，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因商业模式的独特性，其时间周期界定可能会略有差异，但总体可参考这一范围。因此，若评估中长期回报，以5年或10年作为一个观察周期较为适宜。
另有实例可证，数年前，日本政府养老金、美国加州教师养老金以及英国教师退休金联合发布声明，明确指出：从数十年的时间跨度考量，那些忽视 ESG 的公司并非理想的投资标的。由此可见，从时间尺度衡量，以5-10年作为长期的界定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参考价值。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上半年，财政部发布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 —— 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出台了《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 可持续发展报告》，在实际经营中，企业如何选择相关披露、监管和合规依据？
郭沛源：实际上，这两份文件存在一定的区别。在证监会部署下，由三大交易所发布的业绩报告指引已于 2024 年 5 月 1 日正式生效，纳入强制披露范围的上市公司需在 2026 年披露 2025 财年报告时遵循指引要求进行披露。财政部文件还是征求意见稿，仍有待修订完善。财政部的规划是在2027年前完成可持续披露基本准则、气候相关披露准则。
从内容上看，交易所版本的指引内容涵盖了信息披露框架以及 21 个具体的披露议题；财政部的基本准则则侧重于目标、原则、方法等基本要求，未涉及具体议题内容。
现阶段，上市公司除了交易所指引外，还应关注其他相关指引或标准，譬如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GRI标准（2021年版）。建议上市公司遵循“1+N”原则选择披露指引或标准，制定披露依据（1即上市地的可持续报告指引文件，N为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和评级要求等由各利益相关方提出的需求，如GRI标准、CDP评级等）。对于在两地上市的企业，应采用“2+N”原则，确保同时满足两地交易所的披露要求。
面对“绿色贸易壁垒”，需从多方面积极应对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来，欧美国家多个主要市场的 ESG 股票型基金遭遇资金撤出，ESG 投资遇冷。而在国内，ESG 正在从 “选择题” 变成 “必答题”，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郭沛源： ESG 投资在欧美市场遇冷主要有以下多方面原因：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斗争使 ESG 被政治化。美国多个州实施或提出了限制ESG的法案，这使得ESG相关政策的推进受到阻碍，影响了美国机构投资者对ESG的信心；在欧洲，“漂绿”行为引发争议。许多名为绿色、低碳、可持续主题的基金，买入大量与主题不符的股票。这种行为也引发了市场对 ESG 投资的质疑。加上地缘冲突导致传统能源价格上升，部分投资者认为 ESG 投资并没有能够带来超额回报，因此选择撤出资金。但我们也要看到，欧洲仍在积极推动ESG和绿色经济，近年来推出了公司可持续发展披露指令（CSRD）、公司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CSDDD），对欧洲公司及与欧洲有经贸往来的公司产生不小影响，
中国 ESG 市场是自上而下推动，ESG 理念与高质量发展大趋势高度契合。ESG 强调企业发展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治理水平，这与中国的低碳转型、共同富裕等战略目标相呼应，有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也符合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随着中国企业不断融入全球经济，ESG 成为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国际市场上特别是欧盟市场，越来越多的品牌企业将 ESG纳入供应链管理的重要考量因素。良好的 ESG 表现有助于企业获得订单和融资，由此企业也会愈加重视 ESG。总的来看，我国政策推动方向与 ESG 倡导方向一致，受惠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发展，ESG在中国前景乐观。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光伏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在迈向全球市场进程中，频繁遭遇个别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其中不乏以 ESG 为依托的绿色壁垒形式。那么，这种现象对全球绿色转型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应该如何应对？
郭沛源：中国 “新三样” 出口呈现增长态势，根本原因是全球存在绿色转型的迫切需求，同时中国制造的能力与定价获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这些产品对于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无疑是极为有利的推动因素。
这类绿色贸易壁垒已然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了显著影响。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视角审视，它阻碍了绿色技术与产品的自由流通，使得全球绿色转型的步伐被迫放缓。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经济增长也受到了抑制，因为这些国家往往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进程中需要依靠国际合作与技术引进来实现自身的跨越发展，绿色贸易壁垒无疑切断了部分关键的合作渠道与资源流入路径。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联合国有关机构的重视。去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官员就指出了欧美的绿色贸易壁垒问题，批评西方发达国家正以绿色转型为借口，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需要从多方面积极应对。一方面，企业必须着力构建完备的技术解决方案体系。例如，测算碳排放数据、提升碳信息的透明披露等，展示自身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切实努力与成效，以此应对绿色壁垒中的碳足迹等相关要求。另一方面，企业之间应加强合作，形成合力，抱团取暖。在行业内部，共享资源、技术与经验，共同提升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能力。从国家层面，我们也要推动双边或多边谈判，促使各方在新能源相关产业的贸易规则等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中国新能源相关产业在全球市场的稳健拓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全球绿色转型贡献更为积极且坚实的力量。
作者：吴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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